北京胡同、四合院作為構成城市的基本細胞，已經完成了其幾千年來所承擔的歷史使命。胡同、四合院的產生、存在的歷史環境已變化，其使用功能也隨著現代技術的出現在退化。更〖JP2〗主要的是產生胡同、四合院的思維、理念的支配作用已消失。胡同、四合院以新的身份“歷史文化遺產”出現在北京，從這一角度，引起新的一輪關注熱潮。如何在保護好這份“遺產”軀殼的同時，保護其深邃的內涵和精神理念，是我們面臨的新課題。
一、從社會學角度看四合院形成的宗法因素
考古材料證實，商代晚期安陽殷墟遺址就已出現四合院。比較完整的四合院資料是陜西岐山周原地區西周早期遺址(圖一)。相對封閉的庭院式建筑布局最早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遺址，那是一種為抵御自然界的傷害和部族間的戰爭而選擇的建筑保護形式。而庭院內部各房間的分工，又與原始社會的氏族崇拜、宗族制度等原始禮制有關。
原始社會中后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建筑從半地穴式，逐漸發展成為地面上的建筑，出現了相當規模的氏族聚落，奠定了庭院建筑的雛形。這種庭院的再發展成為商周時期對稱的院落格局，即四合院。四合院的居住方式能夠沿續幾千年，它的社會背景和思想理念就是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古代以家族為中心，按照血統遠近區別親疏的法則。上世紀初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指出：“我國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而言，其貴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斷非一室所能容，而堂與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處時，其情況余不敢知，其既為公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親焉，切足以相助焉。然欲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棟也。為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各向東西南北，于外則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湊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而亦足以為觀美。”?①宗法制度體現在居住形式上，出現了以聚族而居的群落，進而形成庭院形式的四合院，大約在商末周初。從宗法制度的廣泛意義上來講，四合院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體現尊卑有序，維護尊長特權，以鞏固統治秩序的建筑形式。小說《紅樓夢》中所依據的建筑格局是四合院使用中宗法制度最好的注釋。
四合院是宗法制度這一理念的建筑表現形式。如同宗法制度是一個影響各個領域的思想理念一樣，四合院也是個廣泛的建筑理念。它不限于住宅，宮殿、王府、寺廟、宗祠、官府等都采用四合院的形式。受到生產力發展和激烈社會變革的影響，商周以來那種典型的宗法制度到戰國后已很難維持其先前的形態了。所以后世人說：“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②“封建廢，而宗法格不行。”?③但四合院的家庭居住形式作為以血緣為紐帶，在各家族內部體現尊卑有序，維持宗族形式，規范家族行為的規范和辦法，可以說，在整個封建社會中始終頑強地表現著自己，久盛不衰。四合院深深地打上了宗法的烙印。
按照封建宗法理念設計的四合院最能體現古代社會長幼有序、上下有分、內外有別。在家族制度基礎深厚的中國，四合院標榜尊崇共同的祖先，維系親情，并體現不同宗族成員的不同地位。無疑，四合院加強了宗族內部的凝聚力。同一宗族的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住所，共同的墓地，這種宗法制度是維系中國封建社會傳承千年的精神支柱，而四合院則是這種思想理念的物質家園。
建筑是社會意識的反映。同地理環境因素和經濟因素相比，社會意識是決定建筑形式的主要因素。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居住遺址就是由一座居中的大型方形房子和圍繞大房子的數十座小房子組成。不難想象，當時，大房子是氏族公共場所，而每個小房子則是一個共產制的小家庭經濟單位。從這里，我們可以了解當時氏族公社的組織情況。進入文明社會后，以血緣家族為核心的宗法制度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和發展，成為貫穿中國古代社會幾千年的思想統治和社會結構的核心。?
中國古代家庭結構在秦以前一直實行大家族制。秦初，商鞅變法，商鞅通過經濟制裁手段，“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信其賦”?④，將原來的家族制分解為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秦國出現的小家庭是統治者實行垂直散點統治的社會基礎。漢承秦制。西漢王朝屢遷大族至關中。從社會意識角度看，中國封建時代的倫理道德有兩個傳統：一個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順”，體現出“中和”的社會意識；一個是三從四德的專制的社會意識。所有這些，在民居和墓地都有所反映，在宗族勢力下，人們生前聚族而居，死后也都埋葬在本宗族所屬的墓地。族居即四合院形式，從一門一戶的四合院到恭王府、《紅樓夢》的大型四合院；族墓最典型的是曲阜孔氏墓地及遍及中國的祖墳，考古學上的實例非常多，反映在民居形式上凝結成一個承傳了幾千年的載體，即四合院。
從居住建筑形式上基本模式一直沿襲至今日，隨著現代文明、社會結構的變化，最后被高樓大廈所打破。
唐長安城復原圖
二、胡同與四合院的組合
四合院依據胡同存在，胡同和四合院構成北京城的基本風貌。而胡同和四合院的靈魂是周禮、周易和宗法。
北京城市規劃嚴格依照《周禮》規制“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現在已發掘的古代大型城市遺址中，能看清其街巷布局最完整的資料是隋唐長安城(圖二)。唐長安城最著名的里坊布局對后世有著重要影響，規劃整齊的棋盤街成為至清末中國古城的基本模式。白居易《登觀音臺望城》詩中：“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形象地描
述了街坊與民居的情景。《舊唐書》：“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⑥唐長安城共有108坊，坊內有十字街巷，這些小巷稱為“曲”。?坊是封閉的居民街區，原稱為里，唐時改稱坊。《說文解字》：“防，或從土。”段注：“防之俗作坊。”里坊是統治者用以治化防民的一個政治手段。
唐代幽州也設坊。據周賓《所識小編》載：清康熙年間，有位中官，在西安門內建宅，在挖地基時出土兩塊唐代墓志，其中一塊大唐故濮陽卞氏墓志：“真元十五年(790)，卞氏夫人卒，葬于幽州薊縣北坊，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縣。”遼南京在唐幽州故址，也有坊的設置；金中都設坊62個；元大都設坊50個。周秦以來，“前朝后市”的城市布局到金元時代開始變化，變化的核心是封閉的坊已不適應城市的發展，開始被開放的街巷所代替。北京城內由里坊至街巷的轉變從金中都出現，在元大都的城市規劃布局中，封閉的里坊制已經看不到多少痕跡，而開放的街市制已顯示出來。
明代北京內城設二十坊。南面設三坊：南薰坊、澄清坊、大時雍坊；北面設七坊：教忠坊、崇教坊、昭回坊、靖恭坊、靈春坊、金臺坊、日忠坊；東面五坊：明時坊、黃華坊、思城坊、南居賢坊、北居賢坊；西面五坊：阜財坊、咸宜坊、鳴玉坊、日中坊、金城坊。皇城六坊：保大坊、仁壽坊、明照坊、積慶坊、安福坊、小時雍坊。外城設八坊：正東、正西、正南、正北、崇南、宣北、宣南、白紙坊。其中白紙坊一名沿用至今。
近代北京城的街巷格局基本形成于元大都時期，定格于明中期以前。近代北京城胡同四合院的組合格局也形成于元明之際。
元大都是按《周禮》設計出來的城市。大都的主要設計者劉秉忠是一位出家后還俗的儒學家，精于《周易》和邵氏《經世書》，大都的設計貫穿著儒家的思想。大都的街道布局依《周禮·考工記》的原則，全城各九條東西和南北的干道，加之若干胡同，劃成方整的棋盤形。城內的街道有統一的標準，“天衢肆寬廣，九軌可并馳”。
元大都的居民區以坊為單位，按街道進行區劃，各坊之間以街道為界，周圍設有圍墻，將前代傳統的封閉式街坊改變為開放式的胡同。
元大都內的民居，按棋盤式街道的布局建置。城內的干道以南北走向為主，小街和胡同則沿南北向大街兩側并列分布，元代：“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謂之經；自東向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通二字本方言。”?⑦通即胡同。胡同一詞系蒙古語，一般認為是水井之義。胡同一詞最早出現在元代，如元代雜劇關漢卿的《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直殺一個血胡同”。李好古《沙門島張生煮海》：“你去兀那羊角市頭磚塔胡同總鋪門前來等我。”戲文中磚塔胡同位于西四地區，至今仍在，是公認北京最早的胡同。
元大都內居民住宅就分布在小街或胡同兩側。1965年和1972年兩次在北京西直門內后英房發掘元大都居住遺址⑧，該處居住遺址位于大都豫順坊以東，大約是和義門內以北第八條胡同，這是一處四合院住宅(圖三)，其占地8畝，按照元時制度“定制以八畝地為一分”，基本符合此例。整個遺址的平面布局，充分表現出了宋元時代向明清時代過渡的建筑形式。從遺址平面來看，發掘的應是這處四合院的主要建筑的偏北部分。它的北面可能是后花園一類的布置。從南面大門開始，至后花園為止，應相當于元大都兩個胡同之間的距離，約為70米。元代的坊、街、胡同和四合院的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為我們研究明清乃至今日北京舊城提供了可貴的第一手資料。
明代規范的胡同和四合院的格局，應是內城。內城里面皇城外至城墻之間是街、胡同，布局整齊有序。
沿胡同兩側排開的若干四合院組成一條胡同；沿大街兩側排開的若干條胡同組成一條大街，若干條大街構成棋盤式的北京。四合院是北京舊城最基本的元素。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種組合的關系，互為生存的條件。宗法制的四合院和禮制法度的胡同的組合，是禮制教化和專制政體的緊密結合，使人們“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⑨
元大都是在全城設了50個坊(一說49坊)，但到元末，熊夢祥著《析津志》時，不見坊名的已有30個。而《析津志輯佚》中的坊名亦有30個不見于《元一統志》。可見，大都的坊名在幾十年中，曾有很大變化。這些坊，雖有名稱及坊門，但已打破了自漢唐以來的嚴格的封閉式的坊制。坊與坊之間已無高墻阻隔，僅以大街為界。經濟的發展，沖破了儒家《周禮》的規范，也使元大都的里坊制發生了變化。就全國都市講，這種轉變，北宋的汴梁初見端倪，南宋的臨安已經完成。金代的中都正處于轉變時期，在元大都，封閉的里坊制已經看不到多少痕跡，而開放式的街市制更加清晰了。
北京西城區后英房元代四合院復原圖
清代典型四合院
據明代張爵《京師五城坊巷集》，其時北京有街巷711條，胡同495條。其中內城有九百多條，外城有三百多條。明代的街巷按規劃布滿京城(主要是內城)。在胡同里是眾多的四合院。
從明初開始，四合院式的住宅在北京得到發展(圖四)。
從《乾隆京城全圖》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清代胡同、四合院的格局。
今天所見北京胡同與四合院的組合正是形成于明清，五百多年來，胡同加四合院的基本格局沒有發生太大變化。這是由于產生胡同四合院的意識形態、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的穩定，胡同、四合院居住者身份的穩定。
三、四合院形成的“周易”和?風水因素風水是中國古代即已產生的一種生活環境的設計理論，在中華文明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風水的理論依據是《周易》。《周易》把陰陽之道推崇為宇宙間的根本定律“一陰一陽之謂道。”?⑩關于將陰陽風水用于營建，《逸周書》：“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變，營邑制……”《周易》是傳統文化中最玄奧的理論。幾千年來人們試圖解釋其理論，又說不太清，在實際生活中還受周易理論的支配，這種現象表現在民居建設上，就是風水現象。
風水，也叫堪輿。認為住宅或墓地周圍的地勢、方向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禍福。堪輿一詞最早見于《史記》：“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曰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漢書》“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而狂。”孟康注云：“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堪輿是造圖宅書的神。圖宅書已佚，漢代王充引用了幾段圖宅書的原文。第一段：“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第二段：“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
向，徵家門不宜北向。
風水千百年來廣泛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對人們的心理和言行起著深刻的作用。如果從漢代算起，風水術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雖然我們至今仍講不清它的理論和禁忌，但其作用延及至今，對后世仍會起作用。
對北京城市和民居的形成，風水是至關緊要的因素。
元代因北京“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奠定了北京城的規模。明初，朱元璋攻下北平，詢問大臣可否在此建都，翰林修撰鮑頻說：“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及是百年，地氣已盡。南京興王之地，不必改圖。”
故定都南京。為了殺元朝的王氣，拆除了元大都的宮殿，把北城墻南移。這些作為顯然與風水相關。
明成祖朱棣篤信風水相術，在其下決心“靖難”之前，謀士姚廣孝(道衍)勸朱棣造反，朱棣猶豫不決。姚廣孝向朱棣引見元末明初大風水相士袁珙：“道衍(姚廣孝)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B15?由此可見，風水相士對明初政局的一些微妙影響。
明成祖永樂帝靖難之役后，有意定都北京，群臣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俯視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萬世之都也。”
明成祖遷都北京，把宮殿建在城正中的中軸線上，又在宮城之北堆筑了一座山(今景山)，作為鎮物，以鎮前朝殘余王氣。中軸線正南為承天門——正陽門——永定門，而中軸之北不設城門，以防王氣泄露。宮城之東西二門：東華門和西華門向外延伸到皇城外即受阻隔，也不通向城門，均為阻氣。永樂年間修的宮城中的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形，體現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風水理念。
歷代朝廷都設司天監成欽天監，負責測定陰陽風水，清代：“凡相度風水，遇大工營建，欽天監委官，相陰陽，定方向，諏吉興工，典至重也。”
在北京城的選址布局和營建，對辨方正位的需求，不僅為良好朝向和組群布局空間組合藝術所必要，更衍為宗法禮制及倫理觀念的追求。小到普通住宅，也被視為“人之本，人以宅為家”，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至于帝王之居，歷來更必須“天子擇中而處”；“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辨方而正則”，“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
明代北京城是以《周易》的陰陽八卦思想為基礎進行建造的。對稱，其指導思想就是風水地理的陰、陽協調與對稱平衡。《周禮·考工記》所提出的“九經、九緯”就是以中心軸為對稱軸。“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也是陰陽對稱觀念的反映。對稱就意味著調合。以北京為例，南有天壇；西有月壇；東有日壇；左有太廟，右有社稷壇。太廟為陰，祭祀祖先。社稷壇為陽，祭祀土地、谷物稷神。對稱的中心點，就是風水穴。在風水觀念看來，陰陽極是互相對立的一個事物的兩極，它們互相依存，不可缺少，陰、陽調合在城市的平面布局上所反映出來的，就是對稱。
從元明起，北京城有風水鎮，相傳永定門外煙墩、東直門外鐵塔、沙灘銀閘、新街口銅井、德勝門外鐵影壁為明清京城五鎮。(一說：清代五鎮為：南為永定門外風火臺(火)；北為三海(水)；東為神木廠(木)；西為大鐘寺(金)；中為社稷壇(土))。另外，街巷、院落的鎮物更是比比皆是。
《易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住宅講氣色，清代學者魏青江講：“禎祥妖孽，先見乎氣色。屋宇雖舊，氣色光明，精彩潤澤，其家必發。屋宇雖新，氣色暗淡，灰頹寂寞，其家必當退落。一進廳內，無人，覺鬧烘氣象，似有多人在內喧哄一般，其家必大發旺。一進廳內，人有似無，覺陰陰寒氣逼人，其家必漸退敗。一進門，覺紅光閃爍，靄氣騰騰，其家必有非常之喜，登科甲，報升遷，生貴子，發橫財。”風水已經把住宅吉兇上升到無以復加之地步，人們無法不重視。
北京城四合院風水最講求的是大門，所謂一門定吉昌。四合院大門是內外空間分隔的重要標志。陽宅三要：“門、主房、灶”及六事：“門、路、灶、井、坑、廁”，門為第一要素。風水學家認為：“大門吉，則合宅皆吉矣。總門吉，則此一棟皆吉矣。房門吉，則室內皆吉矣。”所謂“大門者，合宅之外大門也。宜安于本命之四吉方上，不可安于本命之四兇方上。又須合來龍坐山之吉方，以開大門。又宜迎來水之吉方，以立大門。三者俱全，則得福備”。按照“游年八宅法”的理論，可以將陽宅按九宮格劃分，并用后天八卦按方位標定。其中生氣、延年、天乙(醫)、伏位四個方位為吉方，利于安置大門；同時，如能配合山脈來龍或河流來水的吉方，使得三吉俱備以立大門。風水講氣，宅門為氣進出之口，故大門如何設置、處理非常重要。風水學上，以門的前方有明堂(即空場)為吉，以開中門為首選，如前方無明堂，則以開左方門為吉，左方位為青龍位，青龍為吉，而右方屬白虎，一般以白虎為劣。
北京四合院的大門都在東南角(前左角)，稱為青龍門。風水學稱這種布局為坎宅巽門，最吉利。風水術最忌后墻，不宜開中門，因為恐怕泄氣。故此，北京四合院后門無一開在后墻中部者。風水是一種精神支配力量，也是一種心理安慰力量。由于宗法與風水威懾作用，人們懼怕一種外來的力量。《周易》：“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禮記》：“百眾以畏，萬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信服了。住在風水勘查過的四合院中，人們心理很滿足，很踏實，違背風水，人們就惶恐不安。
四合院中另外化解外煞的設置。《陽宅十書》對宅內不吉利的描述：“宅法多端，無一可略。宅內房屋，如龜頭、雁尾、披孝之類，一有所犯，輒應兇災。”??B31?意即宅內房屋如果犯上了“龜頭”、“雁尾”等形相，就會有兇災降臨。從審美的心理出發，“龜頭”、“雁尾”這一類形相缺乏方正氣象，故堪輿家不免要判它為不吉之相了。如風水中房屋主人的命卦與宅卦不合或四合院位置不理想，則用玄關或影壁、屏風來化煞。四合院一門大門之處的空間叫玄關，玄關最大的風水作用是用來化解街道直沖大門的“煞氣”。比如，大門正對大路、轉角等均視為不利，設玄關就可以改變“外氣”的方向，趨吉避兇。同時，玄關又起到了遮掩和美化環境的作用。
北京城里由設計者按《周禮》規劃而成，宮城、中軸、里坊、胡同均嚴格規劃，依法而行。但同時也受《周易》之說的思想控制，內含大量風水因素。而四合院則是受封建等級制度和風水因素的控制設計出來。在現實生活中，《周禮》和《周易》是相互貫穿，同時并存的。
四、余論
宗法和風水是兩個不同的命題，由于它們同時存在于胡同、四合院的精神理念中，故合并論述。
建筑的精神理念是建筑的靈魂，在建筑本身則是這種理念的物化形態。
今天，我們文物遺產保護，卻只保護了軀殼，而破壞了它的靈魂。
中國建筑文化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無論城邑、街巷、陵寢、村鎮、道路等從遺址到建造，除受到封建禮制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影響外，都受到風水的制約。這也是對許多建筑現象用〖JP2〗科學和藝術無法解釋的原因。許多人單從技術角度進行研究，胡同、四合院的規劃、布局、建造等，找不出其中的奧秘，又套用宗法的理論。其實對普通老百姓來講，影響最大，最有威懾力的還是風水因素。
《周易》為五經之首，它所倡導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蘊含著樸素的處世之道。風水之說依據《周易》的理論，提示人們注意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相輔相成。人生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人們住宅營城是人與自然最緊密的溝通，要“人文化成”，“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們相信，只有遵循古訓，才得以“裁成天地之道，相輔天地之宜”。
在古代風水理論又被稱為“理義之術”，實際上是因為風水理論妥善處理了以《周禮》為鼻祖的古代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并在建筑實踐活動中貫徹始終。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歷經千百年而不衰，即證明這一天人合一的建筑物化形態契合并滿足了世俗觀念及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需要，這也是風水理論得以生存發展的基礎。
四合院是北方地區主要是北京的民居形式，從古代居住理論來講，它最符合“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的模式。漢代劉熙論“宅”：“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B34?四合院，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是中國古代建筑精神的最高境界。
到20世紀末期，胡同和四合院的使命已經終結了。首先它的靈魂，即《周禮》和《周易》已不存在了，禮、易作為中國古代社會三千多年的主宰，已隨著近現代文明在中國的發展而退出歷史。
胡同、四合院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物化，宗法制度在20世紀中葉以后徹底崩潰了，中國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現象在今天中國農村也都沒有了。另外，胡同、四合院是古代技術條件的產物，技術的發展，生活的改善，使人們已經拋棄了四合院和胡同。
有跡象表明，風水學開始與現代科技結合，出現了環境理論、美學理論、心理學理論的風水〖JP2〗學說，又在新的平臺為建筑服務。今天，風水學仍然是建筑師的必修課。本文之所以試從風水宗法角度來分析胡同、四合院，就是相信，要站在歷史的角度，而不是今天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到胡同、四合院的本質。
